抗日故事大家讲 铁蹄下的回忆 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地区是由长乐县漳港镇登陆的。长乐沦陷后，日寇对善良人 民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沙京大屠杀”、“七星桥惨案”就是明证。回忆往 事，心灵震颤。现将童年经历的几件事，诉诸笔端，如果对年轻人了解当时情况 有些帮助，也就如愿以偿了。 逃 难 1941年4月19日，日军占领了长乐县城。为了孩子的安全，父母亲踌躇一会，决定 把我和哥哥送去云路村姑妈处。那是五月里的一天，阴云密布，见不到阳光。父 亲用货担挑着我兄弟俩上路。到了鹤上岭，只见许多妇女带着小孩在匆匆赶路， 相互不打招呼。他们和我一样，暂时逃难，度过难关。当时父亲开了一间小店铺 ，专卖蔬菜、鲜鱼等食杂品。原是小本生意，顾客赊数又多，赚不了多少钱。如 今不幸又遇上长乐沦陷，只好关门了。 到了姑妈家，父亲已精疲力竭，他用手擦擦脸上汗水，嘱咐姑丈要好好照应我俩 。 姑妈怕不安全，又把我们转移到白眉村亲戚家。这地方围绕着池塘港汊。主人中 等身材，一身蓝色衣裳打着补钉，对人态度和蔼，每餐他把家里最好的食物—— 番薯粥和咸鱼拿出来招待我们。由于离开了家，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我哭闹着 要回去。他总是说：“长乐人是打不倒的，县城会光复的”! 他的话果然应验，不久我和哥哥就回到了县城。 枪 声 1944年12月，一天夜里，西北风在呼呼地叫着。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人们从睡 梦中惊醒，接着传来阵阵呻吟声。母亲连忙点燃煤油灯，打开门，我也随着母亲 出来，探头一看，在暗淡的月光下，只见石板桥栏旁，蜷伏着一个人，身旁放着 一担鱼。只见这个人脸色苍白，肩头上不断涌出血水，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但嘴 里不断地哼着。见有人来了，要求给碗水喝，母亲连忙回家端一碗熟油出来。据 母亲说：受枪伤的人一喝水，就会毙命!原来这是位海边渔民，晚上穿山过岭，步 行几十里挑一担鱼来县城赶集，遭到日本鬼子的枪击。母亲今年八十岁，每当谈 起这件事，还激动不已! 扬眉吐气 “抓住一个日本鬼子!快去看啊!”这是1945年5月的一天，人们奔走相告。我随着 人群来到培青中学(长乐一中的前身)的对面地方，只见一个日本鬼子被捆绑在一 根水泥柱上。他赤着身，胸部手臂蓝色的文身清晰可见。据说日本鬼子撤退时， 这个鬼子掉队了，是从塔山战壕里抓来的。 儿童们团团围住，手舞足蹈，喜形于色，胆大的还向他身上吐口水。中国人民盼 到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黄世鼎 1995年9月写于汾阳溪听泉阁 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 ——抗战时我的一家的经历与见闻 张国英 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西安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前奏，功垂千秋。值 此，秉笔直书我的一家在抗战中的经历和见闻，俾能“以史为鉴”，勿忘国耻， 激励后辈，振兴中华。 培青中学内迁 姑姑求学永泰 一九三九年初，日寇袭占了闽江口外的岛屿，福州、长乐一带顿形紧张。战时的 长乐地方政府，发动民众拆除残余城墙，征调船只，载运城墙条石，沉于闽江口 主航道，以阻日军舰只溯闽江而上；还将王伯秋主政长乐时修的公路全部挖堑截 断，以阻敌军车行进。当时，我的父亲参与了搬运条石的劳作。许许多多的民众 ，或是佩着“战地服务队”的胸章，或是佩着“国民兵团”的“符号”，投入紧 张的“备战”工作。而我的大舅父从军抗日，二舅父是筹歧乡的船工，也应征运 石抛入江流。人们义无反顾。国难当头，还讲什么运费、报酬抑或补偿？农工商 学一起动手，谁能说这是“无计沉船抛石”？ 1939年4月，长乐县唯一的一所初中，教会办的“培青中学”，也奉命内迁，以避 敌锋。我的四姑张惠安那时正在念初中一年级，才十二岁，小小年纪也与老师、 同学们一起随着钱信彰校长，带着简单的行李，向永泰进发。他们先在河下江（ 下洞江）的码头上乘坐被征用的“万安”号汽轮，出洋屿旁的“下洞口”，转舵 向西，直奔大樟溪口的江口镇，然后溯溪而上驶抵汽轮航行的终点塘前村。下船 登岸，稍事休息后，再上到永泰县派来接应的“鼠船”（尖头浅水扁舟），由纤 夫拉着纤绳，拽着小船溯大樟溪而上。姑姑回忆，半途还遇到劫匪。但这些绿林 ，见是内迁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放弃了劫掠之意，让“鼠船”安抵永泰县城，内 迁的师生在县城的同仁中学住了一夜。 然后，他们自己背着行装，唱着抗战歌曲，步行二十多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到 达清涼桥（清涼乡）的北斗村。北斗村有一座大房子，叫做“文行厝”，是当地 一名木材商建的“大落厝”，四周围以高高的“干打垒”风火墙，它的右后边还 设有一座碉楼。这里，原先有122个房间，还有“回廊走马”，当中是两个大天井 。“文行厝”四周山峦环抱，大门前有荷塘。山形地势十分利于防空袭。张文行 的后人是个大家族，这时都移居楼下的一隅，而把大多数的房间腾出来，给长乐 来的师生住宿；还把房间打通，辟为六间教室。为了抗战，为了内迁的师生，张 老先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行厝”的碉楼上层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设“枪眼”。当时的校长获准 配备步枪。过了些天，永泰县的教会学校同仁中学也移到这里，与“培青”合并 ，称“培同中学”，仍由钱信彰任校长。最多时师生二百多人。 这时的福建省政府已迁往永安，这座燕溪旁的山区县城成了临时省会。我的三姑 张惠玉当时已在协和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就读，在疏散中也随着学校的师生，乘闽 江上游轮船公司派来的汽船转到沙县。从此，两个姑姑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在永泰清涼乡北斗村的“培同中学”不久恢复上课。课余，打着“绑腿”的童子 军在教官的督领下做操，用木枪练刺杀；或者在天井里集合起来，引吭高唱救亡 歌曲；或是师生一起在周边的田园里种番薯、种菜；或是上山采草药。那时连酒 精都缺，常用高度的白酒代替；那时拉肚子者、被蚊虫叮咬后皮肤溃烂者特多， 内服外敷的药都是就地采摘的草药。 晚上，有集会时点松明火把；在教室宿舍里点的是菜油灯。由于煤油运不进来， 汽灯、马灯都用不上。菜油灯的灯盏里搁着灯芯（通草），要不时“挑灯”，拨 去“灯花”。 我记得当时的永泰县长叫巫果英。这是因为在我母亲房间的橱子上方摆着一个“ 银盾”，银盾右边刻着“永泰县首届体育运动会优胜奖”，中间四个大字是“体 育救国”，左边落款是“县长巫果英赠”。那是我姑姑在1942年参加永泰县战时 举办的运动会、跑出第一名获奖的银盾啊！ 1998年，为了搜集长乐一中的校史资料，由时任永泰县长的我的学生李依兴派车 ，并由清涼乡的乡长陪着访问北斗村。出“文行厝”相迎的是永泰岭路小学退休 回村的张老师，他带我们看了大门两旁镌刻的对联：“文章钱万选，道德镜千秋 ”，寓意十分隽永！他带着我上“教室”，上“宿舍”，上碉楼。他说，当年他 也“就近入学”在培同中学就读，说起往事，如数家珍。他指着黑板上的“抗战 到底”给我介绍时，我拍了照，后来刊印在《长乐第一中学》画册上。当时，我 答应以后一定送一册给他。2002年，永泰一中举办百年校庆，我和几位长乐来的 “贵宾”，在参加活动后驱车来到北斗村时，见到“文行厝”的后厅上摆放着这 位张老师的白色棺木，还没上漆。他刚刚去世三天！我恭恭敬敬地把画册供在灵 桌上，深深三鞠躬。我们缅怀着张老师的家族，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内迁的长乐 学子，把偌大的房子无偿贡献出来做校舍的崇高精神。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们 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希特勒把犹太人往集中营赶，并大肆屠杀时，出了一个辛德 勒，救了许多犹太人；而在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拉 贝先生和其他国际友人，为了保护受难的中国军民，历尽艰辛。《拉贝日记》已 经出版，是日寇残杀无辜的铁证。 而在长乐第一次沦陷时，也出了这里的辛德勒和拉贝。而出生刚满一岁的我，也 受到了他们的救助。 1940年1月14日（农历己卯年十二月初六）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 天。由于我在娘肚子里呆了十二个月，个头大，又是头胎，母亲生我时出现了难 产征兆，但彼时长乐最著名的助产士黄美容（钱信彰校长夫人）已随培青中学的 内迁去了永泰；我父亲便去找他的格致老同学李廷康，李医生当时正在准备为患 者进行外科手术，便推荐了居住在下橹桥的助产士陈爱玉。当时，在长乐，无论 城区还是农村，施行新式接生的并不多，大多由“土婆奶”助产。被称为“爱玉 姐”的陈爱玉女士是受过严格的新式接生训练的助产士。经她细心的诊察、检查 和以手势挪动胎位，从前一日的夜半忙到翌日的清晨，终于让我这个小生命顺利 平安诞生，用秤一称，竟有9市斤多，门齿已经长出四颗。这是我们张家这一房六 代单传之后第七代的第一个男丁。“三旦”这一天，父亲高兴地在被王伯秋平掉 的粪池原址种上一株樟树作为纪念。满月时，外婆来看望母亲，见我已长了四颗 门牙，说舅父也是这样一出生就有门牙，要拔掉，不然会“吃”掉母亲。我的祖 母是有文化的人，坚决不同意：“出生时已长牙的孩子身体好，如果硬要拔掉， 会影响健康。”结果是，我的门齿保留下来了，而且以后个子长得高，还有36颗 牙呢。 在我出生后的第8天，即1940年1月22日，我的大姑姑张惠如远嫁南洋。我的姑丈 叫林启显，古田人。林启显在北伐时曾是叶挺将军的部属，在南昌起义失败后， 叶挺避居澳门，他便去了沙捞越（又称北加里曼丹，今属马来西亚）。这时他的 原配已去世，便回国内来要参加抗战，但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络时却遇阻， 未能成行。经人介绍与我大姑订了婚，在我出生8天后，取道涵江乘轮船赴南洋。 当时，闽江口已被封锁，涵江成了“小上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姑丈参 加了由原籍闽清的文铭权等人领导的抗日斗争。文铭权在20世纪六十年代曾是“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出生一年后的1941年4月１9日，长乐第一次沦陷。李永选先生对于长乐的一、 二次沦陷有诸多翔实的文字记载，我就不赘述了。这里我要记的是：当日军在海 边登陆的消息传到县城时，逃难者络绎于途。此时，没有随培青中学内迁的外国 牧师和教师，在教堂以及与之相通的培青校园内办起了“避难所”。 由于当时“珍珠港事变”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对日宣战，这些留守的来自美国、 加拿大的牧师和师姑（教师）们，便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为救助中国难胞做出 了一份贡献。先是，为避免日机轰炸，在培青中学的多座大楼的顶部和墙壁上喷 涂油漆，绘出大幅的美国星条旗。画在“白砖楼”西墙上的美国国旗（上面点缀 48颗星，代表当时的美国48个州）直到解放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才刷掉。 日寇在沿海登陆时，国民政府县长张灿闻警携印先逃，部分军政公教人员失散， 许多逃难者失散，城区秩序纷乱。此时，居住在培青中学校园内的外国人，打开 大门，接纳避难的民众。刚会走路的我，由我的祖母和母亲带领，也进了这个“ 避难所”，住在“女部”楼上。据我祖母生前忆述，“避难所”最多时接纳千名 的难胞。男的多住在“白砖楼”（格致楼）女眷及孩子们多住在红砖楼（陶媛楼 ）、女部。由于天气已较温暖，避难者大多在楼内席地而卧；并在地下室与操场 上架起大锅（行军锅），用校园内的枯木、树枝为燃料，熬煮稀饭。由于大锅数 量不足，便利用校内贮水防火和养金鱼的“盆鱼缸”来装已熬煮的稀饭，腾出锅 来继续煮。佐餐的只是咸橄榄、大头菜、菜脯耳（萝卜干）之类。 在日寇要闯进校园搜查时，这些外国人把住门口，不让敌兵进入。这个“避难所 ”存在一个多月。待秩序相对平静后，大部分避难的人们陆续离开。尤其是那些 军政人员，他们改穿了便装，混在老百姓中出去。 因为当时的培青是教会学校，因此参加这次救助活动的除了高品牧师、贺丽德师 姑、越秾华师姑以及圣教医院院长方济霖医生（美国人）外，还有华人的教牧人 员陈崇善、陈启昌等人。而进入这个避难所的有许多是信教的民众，其中不少教 徒主动担任起值更、烧饭、照顾老弱病人的工作。 过了四个多月，日军撤离长乐，住进这个避难所的最后一些人员也都离开了。让 我们记住这些外国朋友的名字吧！尤其是方济霖医生，在避难所期间还不遗余力 不分昼夜医治病人、伤者，可谓是长乐的“白求恩”！可惜，后来镌刻方济霖医 生捐资兴办“幼稚园”的碑刻，在“文革”中被涂上石灰，而在1999年拆除镶嵌 这方碑石的围墙时，石碑不明下落了。 这些外国朋友，他们大多终身未婚，而为了救助中国难胞，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事业，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