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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故事大家讲 铁蹄下的回忆

2017-2-3 12:0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00| 评论: 0

摘要: 抗日故事大家讲 铁蹄下的回忆 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地区是由长乐县漳港镇登陆的。长乐沦陷后,日寇对善良人 民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沙京大屠杀”、“七星桥惨案”就是明证。回忆往 事,心灵震颤。现将童年经历的几 ...
抗日故事大家讲
铁蹄下的回忆

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地区是由长乐县漳港镇登陆的。长乐沦陷后,日寇对善良人
民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沙京大屠杀”、“七星桥惨案”就是明证。回忆往
事,心灵震颤。现将童年经历的几件事,诉诸笔端,如果对年轻人了解当时情况
有些帮助,也就如愿以偿了。

逃 难
1941年4月19日,日军占领了长乐县城。为了孩子的安全,父母亲踌躇一会,决定
把我和哥哥送去云路村姑妈处。那是五月里的一天,阴云密布,见不到阳光。父
亲用货担挑着我兄弟俩上路。到了鹤上岭,只见许多妇女带着小孩在匆匆赶路,
相互不打招呼。他们和我一样,暂时逃难,度过难关。当时父亲开了一间小店铺
,专卖蔬菜、鲜鱼等食杂品。原是小本生意,顾客赊数又多,赚不了多少钱。如
今不幸又遇上长乐沦陷,只好关门了。
到了姑妈家,父亲已精疲力竭,他用手擦擦脸上汗水,嘱咐姑丈要好好照应我俩
。
姑妈怕不安全,又把我们转移到白眉村亲戚家。这地方围绕着池塘港汊。主人中
等身材,一身蓝色衣裳打着补钉,对人态度和蔼,每餐他把家里最好的食物——
番薯粥和咸鱼拿出来招待我们。由于离开了家,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我哭闹着
要回去。他总是说:“长乐人是打不倒的,县城会光复的”!
他的话果然应验,不久我和哥哥就回到了县城。

枪 声
1944年12月,一天夜里,西北风在呼呼地叫着。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人们从睡
梦中惊醒,接着传来阵阵呻吟声。母亲连忙点燃煤油灯,打开门,我也随着母亲
出来,探头一看,在暗淡的月光下,只见石板桥栏旁,蜷伏着一个人,身旁放着
一担鱼。只见这个人脸色苍白,肩头上不断涌出血水,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但嘴
里不断地哼着。见有人来了,要求给碗水喝,母亲连忙回家端一碗熟油出来。据
母亲说:受枪伤的人一喝水,就会毙命!原来这是位海边渔民,晚上穿山过岭,步
行几十里挑一担鱼来县城赶集,遭到日本鬼子的枪击。母亲今年八十岁,每当谈
起这件事,还激动不已!

扬眉吐气
“抓住一个日本鬼子!快去看啊!”这是1945年5月的一天,人们奔走相告。我随着
人群来到培青中学(长乐一中的前身)的对面地方,只见一个日本鬼子被捆绑在一
根水泥柱上。他赤着身,胸部手臂蓝色的文身清晰可见。据说日本鬼子撤退时,
这个鬼子掉队了,是从塔山战壕里抓来的。
儿童们团团围住,手舞足蹈,喜形于色,胆大的还向他身上吐口水。中国人民盼
到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黄世鼎 1995年9月写于汾阳溪听泉阁



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
——抗战时我的一家的经历与见闻
张国英

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西安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前奏,功垂千秋。值
此,秉笔直书我的一家在抗战中的经历和见闻,俾能“以史为鉴”,勿忘国耻,
激励后辈,振兴中华。

培青中学内迁  姑姑求学永泰
一九三九年初,日寇袭占了闽江口外的岛屿,福州、长乐一带顿形紧张。战时的
长乐地方政府,发动民众拆除残余城墙,征调船只,载运城墙条石,沉于闽江口
主航道,以阻日军舰只溯闽江而上;还将王伯秋主政长乐时修的公路全部挖堑截
断,以阻敌军车行进。当时,我的父亲参与了搬运条石的劳作。许许多多的民众
,或是佩着“战地服务队”的胸章,或是佩着“国民兵团”的“符号”,投入紧
张的“备战”工作。而我的大舅父从军抗日,二舅父是筹歧乡的船工,也应征运
石抛入江流。人们义无反顾。国难当头,还讲什么运费、报酬抑或补偿?农工商
学一起动手,谁能说这是“无计沉船抛石”?
1939年4月,长乐县唯一的一所初中,教会办的“培青中学”,也奉命内迁,以避
敌锋。我的四姑张惠安那时正在念初中一年级,才十二岁,小小年纪也与老师、
同学们一起随着钱信彰校长,带着简单的行李,向永泰进发。他们先在河下江(
下洞江)的码头上乘坐被征用的“万安”号汽轮,出洋屿旁的“下洞口”,转舵
向西,直奔大樟溪口的江口镇,然后溯溪而上驶抵汽轮航行的终点塘前村。下船
登岸,稍事休息后,再上到永泰县派来接应的“鼠船”(尖头浅水扁舟),由纤
夫拉着纤绳,拽着小船溯大樟溪而上。姑姑回忆,半途还遇到劫匪。但这些绿林
,见是内迁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放弃了劫掠之意,让“鼠船”安抵永泰县城,内
迁的师生在县城的同仁中学住了一夜。
然后,他们自己背着行装,唱着抗战歌曲,步行二十多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到
达清涼桥(清涼乡)的北斗村。北斗村有一座大房子,叫做“文行厝”,是当地
一名木材商建的“大落厝”,四周围以高高的“干打垒”风火墙,它的右后边还
设有一座碉楼。这里,原先有122个房间,还有“回廊走马”,当中是两个大天井
。“文行厝”四周山峦环抱,大门前有荷塘。山形地势十分利于防空袭。张文行
的后人是个大家族,这时都移居楼下的一隅,而把大多数的房间腾出来,给长乐
来的师生住宿;还把房间打通,辟为六间教室。为了抗战,为了内迁的师生,张
老先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行厝”的碉楼上层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设“枪眼”。当时的校长获准
配备步枪。过了些天,永泰县的教会学校同仁中学也移到这里,与“培青”合并
,称“培同中学”,仍由钱信彰任校长。最多时师生二百多人。
这时的福建省政府已迁往永安,这座燕溪旁的山区县城成了临时省会。我的三姑
张惠玉当时已在协和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就读,在疏散中也随着学校的师生,乘闽
江上游轮船公司派来的汽船转到沙县。从此,两个姑姑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在永泰清涼乡北斗村的“培同中学”不久恢复上课。课余,打着“绑腿”的童子
军在教官的督领下做操,用木枪练刺杀;或者在天井里集合起来,引吭高唱救亡
歌曲;或是师生一起在周边的田园里种番薯、种菜;或是上山采草药。那时连酒
精都缺,常用高度的白酒代替;那时拉肚子者、被蚊虫叮咬后皮肤溃烂者特多,
内服外敷的药都是就地采摘的草药。
晚上,有集会时点松明火把;在教室宿舍里点的是菜油灯。由于煤油运不进来,
汽灯、马灯都用不上。菜油灯的灯盏里搁着灯芯(通草),要不时“挑灯”,拨
去“灯花”。
我记得当时的永泰县长叫巫果英。这是因为在我母亲房间的橱子上方摆着一个“
银盾”,银盾右边刻着“永泰县首届体育运动会优胜奖”,中间四个大字是“体
育救国”,左边落款是“县长巫果英赠”。那是我姑姑在1942年参加永泰县战时
举办的运动会、跑出第一名获奖的银盾啊!
1998年,为了搜集长乐一中的校史资料,由时任永泰县长的我的学生李依兴派车
,并由清涼乡的乡长陪着访问北斗村。出“文行厝”相迎的是永泰岭路小学退休
回村的张老师,他带我们看了大门两旁镌刻的对联:“文章钱万选,道德镜千秋
”,寓意十分隽永!他带着我上“教室”,上“宿舍”,上碉楼。他说,当年他
也“就近入学”在培同中学就读,说起往事,如数家珍。他指着黑板上的“抗战
到底”给我介绍时,我拍了照,后来刊印在《长乐第一中学》画册上。当时,我
答应以后一定送一册给他。2002年,永泰一中举办百年校庆,我和几位长乐来的
“贵宾”,在参加活动后驱车来到北斗村时,见到“文行厝”的后厅上摆放着这
位张老师的白色棺木,还没上漆。他刚刚去世三天!我恭恭敬敬地把画册供在灵
桌上,深深三鞠躬。我们缅怀着张老师的家族,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内迁的长乐
学子,把偌大的房子无偿贡献出来做校舍的崇高精神。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们
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希特勒把犹太人往集中营赶,并大肆屠杀时,出了一个辛德
勒,救了许多犹太人;而在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拉
贝先生和其他国际友人,为了保护受难的中国军民,历尽艰辛。《拉贝日记》已
经出版,是日寇残杀无辜的铁证。
而在长乐第一次沦陷时,也出了这里的辛德勒和拉贝。而出生刚满一岁的我,也
受到了他们的救助。
1940年1月14日(农历己卯年十二月初六)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
天。由于我在娘肚子里呆了十二个月,个头大,又是头胎,母亲生我时出现了难
产征兆,但彼时长乐最著名的助产士黄美容(钱信彰校长夫人)已随培青中学的
内迁去了永泰;我父亲便去找他的格致老同学李廷康,李医生当时正在准备为患
者进行外科手术,便推荐了居住在下橹桥的助产士陈爱玉。当时,在长乐,无论
城区还是农村,施行新式接生的并不多,大多由“土婆奶”助产。被称为“爱玉
姐”的陈爱玉女士是受过严格的新式接生训练的助产士。经她细心的诊察、检查
和以手势挪动胎位,从前一日的夜半忙到翌日的清晨,终于让我这个小生命顺利
平安诞生,用秤一称,竟有9市斤多,门齿已经长出四颗。这是我们张家这一房六
代单传之后第七代的第一个男丁。“三旦”这一天,父亲高兴地在被王伯秋平掉
的粪池原址种上一株樟树作为纪念。满月时,外婆来看望母亲,见我已长了四颗
门牙,说舅父也是这样一出生就有门牙,要拔掉,不然会“吃”掉母亲。我的祖
母是有文化的人,坚决不同意:“出生时已长牙的孩子身体好,如果硬要拔掉,
会影响健康。”结果是,我的门齿保留下来了,而且以后个子长得高,还有36颗
牙呢。
在我出生后的第8天,即1940年1月22日,我的大姑姑张惠如远嫁南洋。我的姑丈
叫林启显,古田人。林启显在北伐时曾是叶挺将军的部属,在南昌起义失败后,
叶挺避居澳门,他便去了沙捞越(又称北加里曼丹,今属马来西亚)。这时他的
原配已去世,便回国内来要参加抗战,但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络时却遇阻,
未能成行。经人介绍与我大姑订了婚,在我出生8天后,取道涵江乘轮船赴南洋。
当时,闽江口已被封锁,涵江成了“小上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姑丈参
加了由原籍闽清的文铭权等人领导的抗日斗争。文铭权在20世纪六十年代曾是“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出生一年后的1941年4月19日,长乐第一次沦陷。李永选先生对于长乐的一、
二次沦陷有诸多翔实的文字记载,我就不赘述了。这里我要记的是:当日军在海
边登陆的消息传到县城时,逃难者络绎于途。此时,没有随培青中学内迁的外国
牧师和教师,在教堂以及与之相通的培青校园内办起了“避难所”。
由于当时“珍珠港事变”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对日宣战,这些留守的来自美国、
加拿大的牧师和师姑(教师)们,便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为救助中国难胞做出
了一份贡献。先是,为避免日机轰炸,在培青中学的多座大楼的顶部和墙壁上喷
涂油漆,绘出大幅的美国星条旗。画在“白砖楼”西墙上的美国国旗(上面点缀
48颗星,代表当时的美国48个州)直到解放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才刷掉。
日寇在沿海登陆时,国民政府县长张灿闻警携印先逃,部分军政公教人员失散,
许多逃难者失散,城区秩序纷乱。此时,居住在培青中学校园内的外国人,打开
大门,接纳避难的民众。刚会走路的我,由我的祖母和母亲带领,也进了这个“
避难所”,住在“女部”楼上。据我祖母生前忆述,“避难所”最多时接纳千名
的难胞。男的多住在“白砖楼”(格致楼)女眷及孩子们多住在红砖楼(陶媛楼
)、女部。由于天气已较温暖,避难者大多在楼内席地而卧;并在地下室与操场
上架起大锅(行军锅),用校园内的枯木、树枝为燃料,熬煮稀饭。由于大锅数
量不足,便利用校内贮水防火和养金鱼的“盆鱼缸”来装已熬煮的稀饭,腾出锅
来继续煮。佐餐的只是咸橄榄、大头菜、菜脯耳(萝卜干)之类。
在日寇要闯进校园搜查时,这些外国人把住门口,不让敌兵进入。这个“避难所
”存在一个多月。待秩序相对平静后,大部分避难的人们陆续离开。尤其是那些
军政人员,他们改穿了便装,混在老百姓中出去。
因为当时的培青是教会学校,因此参加这次救助活动的除了高品牧师、贺丽德师
姑、越秾华师姑以及圣教医院院长方济霖医生(美国人)外,还有华人的教牧人
员陈崇善、陈启昌等人。而进入这个避难所的有许多是信教的民众,其中不少教
徒主动担任起值更、烧饭、照顾老弱病人的工作。
过了四个多月,日军撤离长乐,住进这个避难所的最后一些人员也都离开了。让
我们记住这些外国朋友的名字吧!尤其是方济霖医生,在避难所期间还不遗余力
不分昼夜医治病人、伤者,可谓是长乐的“白求恩”!可惜,后来镌刻方济霖医
生捐资兴办“幼稚园”的碑刻,在“文革”中被涂上石灰,而在1999年拆除镶嵌
这方碑石的围墙时,石碑不明下落了。
这些外国朋友,他们大多终身未婚,而为了救助中国难胞,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事业,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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